译 | 任敏 Ly Min Ren
11月9日，芝加哥大学应届毕业生郑少雄（Dennis Zheng）在海德公园发生的抢劫中不幸遭到枪杀。郑少雄被形容为“影响非凡”，他的谋杀引发了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和围绕加强警力的抗议与会议。校方开了一场线上会议，管理层和官员详细介绍了新的安全计划，但没有让本地居民参与其中。概述的计划包括增加监控和警务人员以及其他措施。
学校负责安全和安保的助理副校长Eric Heath是线上会议中发言的学校领导之一，同时发言的还有芝加哥市警察局局长David Brown和校长Paul Alivisatos。他们表示，校方已经增加了校园警察（UCPD）和市警察（CPD）的乘车和徒步巡逻。他们还承诺改善紧急事件通知，加大监控摄像头和车牌识别器的使用力度，并增加“警察在校园周边的可见度”。校方还将学校的Lyft RideShare计划延长到本日历年（2021年）余下的时间。完整的计划清单可见芝加哥大学官网。
芝加哥大学校园主要位于海德公园，依偎在华盛顿公园（Washington Park）和林地（Woodlawn）等黑人居民占多数的社区中，这些社区往往受到资源缺失、过度警力监视和犯罪的影响。
校警的巡逻区从37街向南延伸至64街，从DuSable Lake Shore Drive向东延伸至Cottage Grove Ave.，杰克逊公园除外。
海德公园和周边社区已经受到极大的监控。例如ShotSpotter这样通过监控音频检测枪声的技术，已经在社区周围安置了几个现场麦克风和摄像头。社区行动者表示，过度监控不仅侵犯社区成员的隐私，而且有研究显示会因误报加剧警察的出现频率。
误报会带来无必要的警察拦截，也就制造了居民遭到警察施暴的机会。尽管芝加哥有着规模最大的ShotSpotter系统之一，但这些警报并没有降低犯罪率，也没有带来有意义的发现。根据市政府负责公共安全的副监察长8月发布的报告，从去年1月到去年5月的5万次ShotSpotter警报中，只有9%多一点指向与枪支有关的犯罪。
本地居民认为，校方借用在校园周边巡逻的芝加哥大学校警和市警在校园与当地社区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
大学新生会受到引导，让他们在将南区非校园的范畴视为危险地区。2014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萨菲亚-约翰逊（Safiya Johnson）在远郊南区的玫瑰地（Roseland）长大。她也是芝加哥黑人校友协会的招生保留主席。她在海德公园住了十年，她回忆道，新生入学培训时，会给学生布置一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假想情景问题，比如晚上遇到一个穿hoodie帽衫的人。
“那好，这个暗处的蒙面人物是黑人吗？这个‘黑影’是谁？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黑人学生特别不能接受这个问题，所以大学给它改了，我觉得他们现在没有再跟新生问这个问题了。”
尽管郑少雄的丧生确是悲剧，但这样的事件在该地区并不少见。这些街区一直在与枪支暴力和犯罪作斗争，然而社区居民成员并没有被纳入大学的安全计划。
一些大学生也许是因为郑少雄的谋杀而平生第一次团结起来反对枪支暴力，但南区居民一直在为解决枪支暴力问题而奋斗——这些行动很少得到大部分芝大学生的支持。GoodKids MadCity（GKMC）（疯城乖娃）是一群来自南区的年轻行动者建立的反枪支暴力组织，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争取资源以促进社区福祉。GKMC一直要求重新分配芝加哥警察预算190万美元中的2%，投入心理健康服务和其他社区资源，并支持他们的和平名册条例Peacebook Ordinance，以反对芝加哥犯罪委员会遭到争议的帮派名册Gang Book。
和平名册将提供一个资源目录，如工作、药物治疗中心和心理健康服务，以减少枪支暴力和青年监禁。
在GKMC成立的前后，最新的《帮派名册》已经出版，分发给各执法部门和学校。在该版本中，委员会加入了“帮派成员”在社交媒体上的真实言论作为例子。由于人们的照片、名字和整本书本身都是公开的，这本名册会导致这些不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社区遭遇更甚的监控。名册对芝加哥帮派的描述准确性也值得怀疑。。
Care Not Cops（要关爱不要警察）也是成立于2018年的组织，初因是芝加哥大学学生查尔斯-托马斯（昵称索吉）Charles “Soji” Thomas在经历精神健康危机时遭到芝大校警枪击，其后该组织一直在为废除芝大校警队而奋斗。他们的要求包括为大学的黑人学生重新分配资金，以及为学校周围的社区提供救命的资源。
一些学生、校友和居民告诉本刊，郑的谋杀本可以是弥合大学和社区之间距离的时刻，然而，校园抗议者似乎在团结起来反对黑人居民。
在一次抗议活动中，学生们举着标语，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送死的”。
2014年毕业于该大学的克拉伦斯-奥科（Clarence Okoh）目前担任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的平等正义工作研究员。他看到这个标语的视频后，在推特上写道：“这本来是一个声援南区黑人家庭的时刻，他们几代人都经历了警察暴力和枪支暴力的双重危机… ”
“这本来是一个理解的时刻：当一个城市派警察向黑人开战，折磨、杀害黑人儿童，关闭心理健康设施，关闭学校、破坏社会结构的时候——即使在象牙塔里，也没有人能够逃避后果。”
奥科在一系列推文中继续说道，“这不再是关于一场特定的悲剧，而是迅速变成了一场将黑人社区非人化的种族主义宣传盛典。我无法完全表达作为校友我对这种狗屎有多么愤怒。”
“校方有意引导学生将南区的黑人视为‘他者’，一个需要控制的社区，而非邻居、同事、朋友，”奥科说。“因此在危机时刻，这些叙述很容易被学生群体接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惩罚那些在外面给‘我们’造成伤害的人，而不是把整个社区看作同一个被学校舍弃的社区，不是学校的历史造成了这些情况。”
奥科研究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的民权影响。“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样的东西，在刑事法律领域以及经济正义的背景下看它，”他说。“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种新型监控，以及大规模监控和红线划定（redlining）经济歧视，如何在继续剥夺黑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尊严。”
“经过法学院的学习，提到可以存在一支私人警察部队不对它所管辖的地区进行民主问责，有点可怕。”奥科补充说，像芝大校警UCPD这样的私人警察部门可能没有像芝加哥市警察CPD那样的公共机构的透明度要求。
芝加哥大学的安全安保官网分享了每日犯罪记录、伊利诺伊州交通部（IDOT）交通行人拦截研究项目中提取的交通拦截报告、犯罪趋势、警察泰瑟枪使用情况的描述等等。但是，对这些数据的准确性负全责的仍然是向IDOT报告的警察执法机构。
芝加哥大学的透明化努力的结果仍然应证了奥科和其他黑人学生与社区成员的担忧。例如，交通拦截报告显示，校警有时会连续几周只拦截黑人/非裔美国人司机，尽管该大学的白人和亚洲学生比黑人学生多。
“点名说了吧，” 奥科在谈到校警时表示，“这就是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行使残酷和压迫性的绝对权力。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是法学院二年级学生，也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他谈到了这种专制主义给黑人学生带来的恐惧。
“（枪击案消息传出后）我立即看到，学校管理层现在对安全问题的切实关注，转化成了把武装和安保人员派驻到之前没有派驻的地方的做法。这让我个人感到不适，”他说。
罗伯特-约翰逊来自南区。他的父母住在离大学不太远的林地（Woodlawn），以及贝弗利（Beverly）。他回忆说，他们住在林地时，他的父亲曾因校警的存在而感到安全，因为他们经常遭到抢劫。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感觉到自己在大学校园不受欢迎。
听完事件发生后的市政厅会议，他回想了警察局长布朗提议的安全措施。他说：“他建议的部分内容是加强对可疑人员报告的通知。他的说法是‘不是种族貌相判定，但会增加对这些事的通知，增加对这些法律的执行，这些法律是有规定的’。”
“但我们知道实践上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吗？我们知道谁倾向于符合这种可疑的性格特征。我（的头发）有麻花卷。如果我穿着汗衫运动裤走在校园，因为我很累，而且正是期末考的时间，我就是到处走走，外面很黑，我现在成了可疑的人吗？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我甚至在我自己长大的社区，在贝弗利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我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是你的空间，但并不真的是你的空间。” 他说，社区成员是在过度治安的放大镜下试着生活。
虽然罗伯特没有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但一如奥科和萨菲亚-约翰逊所忆，罗伯特在芝大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例如，他们被告知，不要走过Cottage Grove街道，也不要往南超过61街。
“似乎有这样一种明确的理解，即你不能坐红线，不能坐绿线，晚上得坐6路（公车）回校园。然后芝大开始有了更多的校车班车。现在芝大还有Lyft共享项目。”萨菲亚说。
学校也有一部分网站专门为学生提供安全建议，校警总部有个安全区，还提供电子物品被盗时可以用来追踪的条形码。大学还为学生、员工和教职员工提供自卫课程，但不把社区成员包括在其中。
“我认为学校在学生中培养了这种恐惧感。”萨菲亚-约翰逊说。
萨菲亚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在招生办公室工作，前总统特朗普持续对芝加哥市发表负面言论时，大学的申请人数减少了。
“作为招生顾问，我会遇到带着不同的担忧前来的黑人学生。有位母亲拦住我，问我‘这是我的黑人儿子，你能告诉他什么，他应该如何保证在校园的人身安全？’这是在拉昆-麦克唐纳（Laquan McDonald）（遇害）的视频出来之后，所以我知道这位母亲指的是什么。她在问，她的儿子如何才能不成为另一个拉昆？”
萨菲亚告诉她说，她的儿子需要一直带着他的学生证。她还建议他穿芝加哥大学的周边服装，携带周边用具。
“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止你受到校警的骚扰。我知道有很多黑人男孩被校警拦下询问，只因为他们在这个区域，并且是黑人，”萨菲亚说。“有学生举报他们行迹可疑，现在他们已经不相信能简简单单坐在外面，他们必须不停地移动。他们比较希望你已经到见面地点了，才自己起身赴约，因为学校就是这样监控他们的。”
奥科回忆，他担任学生领导职务时，与大学管理人员的许多对话都是在谈重新思考他们与周边社区关系的必要。“大学在谈话大意要点是‘这么说吧，我们理解我们需要做更周到的邻居……我们设计了好多资源，在尝试和参与解决困扰南区的社会问题…… ’这种态度完全就是忽视社区居民告知我们的情况。”
“我年轻时，最大的斗争就是医疗保健问题，争取能有一所一级创伤中心。”奥科表示。芝加哥大学的创伤中心于1988年关闭，因为学校医院在治疗没有医保的社区成员时经历了财务损失。直到2018年，社区才再次有了一所一级创伤中心。
没有创伤中心意味着，周边社区成员常为枪伤所害，却不能在占据他们社区大部分面积的大学和医院接受治疗。
“所以是有非常明确的社区需求，有来自南区的年轻人来大学，举行抗议，跟学生团体沟通，跟我们交谈，说这就是我们对芝加哥大学的需求，”奥科说。“然后还花了那么多年。”
奥科回忆，讽刺的是，2010年一位名叫达米安-特纳（Damian Turner）的行动者在芝加哥大学附近被枪击，但救护车不能送他到芝大医院，因为医院没有一级创伤中心。如果不是因为他一路被送到西北大学，特纳可能还活着，在西北大学他被宣布死亡。西北大学离芝加哥大学医院大约8英里（约13千米），开车或需30分钟以上。枪伤受害者最少五分钟之内就可能会失血过多。研究表明，如果在离有创伤中心的医院超过五英里的地方被枪击，死亡率会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
当芝加哥大学周边社区成员成为不可避免的暴力的受害者时，他们负担不起必需的医护，三十年内这个代价他们都是用性命支付的。创伤中心开放的第一个月内，学校就治疗了274名成人患者。
在这些校友和学生分享相似的想法时，芝加哥大学对安全需求的看法似乎与它的黑人学生和周围社区的成员大不相同。“你在保护财产，保护白人，保护付了很多钱来这里上学的学生。”萨菲亚-约翰逊说。
本地社区常将芝加哥大学视为一个自我绝缘、让他人感到被疏远和针对的气泡。
齐玛-伊克洛（Chima Ikoro）是《南区周刊》的社区行动板块编辑。她最近报道的是关于互助项目（mutual aid projects）的内容。